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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源湖专题|郭英剑:外语学科话语体系的构建:现状、机遇与要素耀倡

   

原标题:思源湖专题|郭英剑:外语学科话语体系的构建:现状、机遇与要素

“思源湖畔”栏目为本刊特色栏目,致力于刊载问题导向、交叉融合的前沿成果,展现中国学者跨学科研究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本期“思源湖畔”主题为:“新时代学科学术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

郭英剑: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摘要:当下,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都在积极探索如何把学术研究植根于中国大地,在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的前提下,提出具有自主性和独创性的理论观点,进而努力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外语界也在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与思考。本文首先厘清了与外语学科有关但常常被人混淆的重要术语,然后阐述当下何以是外语学科发展的最佳时机,继而论述构建外语学科话语体系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最后重点探讨应该在哪些方面去构建外语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

关键词:外语学科;外语专业;外语教育;外语专业教育;学术话语;话语体系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掀起了一股规模宏大的学术热潮,学人都在积极探索如何把学术研究植根于中国大地,如何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如何提出具有自主性和独创性的理论观点,进而努力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这股大讨论当中,外语界也在进行深入的思考与积极的讨论。作为具有“外”字头的学科,即天然具有国际性、前沿性和中外密切联结特征的学科,如何在这股洪流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进一步确立好自身的学科定位,怎样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外语学科,怎样进一步提升学科的国际话语权,如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语境下发挥学科的独特作用,成为外语学人关注的焦点。

本文首先厘清了外语学科的几个重要概念,这些概念对于外语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下,外语学科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备的内涵与外延,但尚未形成系统的和独有的学术话语体系;其次,简要阐述当下何以是外语学科发展的最佳时机,以及构建外语学科话语体系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最后,重点探讨应该从哪些方面去构建外语学科的话语体系,怎样才能进一步提升外语学科的国际话语权,外语学科又该如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语境下发挥学科的独特作用。

二、外语学科的几个重要概念

在进入正题之前,本文需要厘清几个与外语学科有着联系、但也常常被人混淆在一起使用的概念:外语学科、外语专业、外语教育、外语专业教育与外语教学。这些概念在外语学科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因为纠缠不清而影响到了人们对外语学科的深刻认识,乃至影响到了外语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所谓“学科”,一般指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也有自身的理论体系,还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而“专业”,则是指高校根据社会分工、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学科发展对人才的要求而划分的学业门类。不同专业有各自不同的培养目标和规格,也有各自不同的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作为相对稳定的知识体系,学科有其自身的逻辑,其发展的核心是知识的发现和创新。而专业则更侧重于人才培养。“学科”和“专业”两者密切相关,在高校中相互并存、相互促进。“专业”是学科人才培养的基地,“学科”是专业持续发展的基础。由此,本文所说的外语学科,是指全称为“外国语言文学”的一级学科,具有相对独立的外国语言文学知识体系,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也有自身的理论体系,还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而外语专业,则指带有外国语言文学特定的培养目标和规格,有着相应的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的学业门类。外语学科是外语专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外语专业是外语学科人才培养的基地,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所谓“外语教育”,是指所有人接受、参与的与外语学习有关的教育。但“外语专业教育”——即“外语专业”教育——是指以获得外语专业的学位(degree)为目标而接受的专业化教育。前者是统称,后者是特指。前者可以包含后者。但“外语专业教育”有其自身的专业特性,与“外语教育”并不能相互替代,也不是互为补充的关系。从各自培养目标上来说,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外语教育”是要培养会说外语的人,当然,这也包括了外语专业的人;但“外语专业教育”则专指从外语学科体系出发、从外语专业的角度,通过特定的外语专业课程去培养一个外语人。换句话说,“外语专业教育”不只是培养会说外语的人,而是要培养专业的外语人。“外语教学”,则是有关外国语言的教学活动的统称,这种教学多指课堂教学,有较为系统的课程体系,涉及不同的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及其教学方法。

当然,上述概念中的“外语”是统称,若分为单个语言,比如大语种与通用语言乃至非通用语种,相应的概念同样成立,比如可以说:英语学科、英语专业、英语教育、英语专业教育、英语教学等。这样的概念同样适用于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缅甸语等各个语种。

中国的外语学科,最早是以“外国文学”的课程设置开始出现的。它一直处于一个边界不清、内容不明、地位不稳的状态之中,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但也有过迷惘的阶段,在学科内部,专业人士也对此有过较为激烈的争论。

但是,到了2013年,外语学科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定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对外语学科作为一级学科,从学科概况、学科内涵、学科范围、培养目标到相关学科,作了较为系统的规范性界定:“外国语言文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涵盖外国语言学和外国文学研究,是中外文明与文化交流的产物。”“本学科涵盖5大研究领域,以语言、文学为主体,向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跨文化研究等领域拓展。”明确了外语学科的内涵,“包括外国语言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等五个领域。并且,明确了“外语学科设有13个学科方向:英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德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印度语言文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阿拉伯语语言文学、欧洲语言文学、亚非语言www.kgtccw.cn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等”。应该说,至此外语学科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内涵与外延。但历史地看,外语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尚没有形成系统和独有的学术话语体系。

三、外语学科发展的历史契机

时代在进步,历史在发展。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际,外语学科迎来了新的发展曙光,也为其构建学术话语体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首先,国家的顶层设计。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早在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时隔三年之后,习近平在参加2019年全国政协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联组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时再次指出,希望大家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他一再倡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自觉追求。

从顶层设计看,国家高度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在国际交流、国际话语权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到2019年,更是直接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国家对于对外传播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极为重视,那么,把握了外语这一重要传播媒介的外语学科,自然应该肩负起重要的对外传播与国际交流的使命。外语学科理应在阐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责无旁贷。不仅如此,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语学科也要像中国的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一样,立足中国,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外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其次,新文科的时代要求。虽然“新文科”(New Liberal Arts)的概念源自2017年的美国希拉姆学院,是指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强调文理交叉,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传统的人文课程中,从而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与研究机会,但它在中国所得到的呼应与迅速兴起,应该是出乎美国学者意料之外的。2018年10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提出了“四新”,即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的总体部署。由此,“四新”开始成为高教界关注的热点。

紧接着,2019年3月22—24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等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吴岩司长在题为“新使命、大格局、新文科、大外语”的主旨报告中,不仅重申了“新文科”的概念,还提出了“大外语”的概念。随后,“新文科”“大外语”逐渐成为热词,也成为外语学人持续不断讨论有关外语学科发展、外语教育与外语专业改革的热点话题。

2020年11月3日,教育部在山东大学召开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启动大会,会上发布了中国高校《新文科建设宣言》,又将新文科建设推向了一个高潮。

最近,2021年3月2日,教育部办公厅又发布了《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教高厅函〔2021〕10号),称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要求,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经研究,教育部决定开展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立项工作。根据新文科建设的目标任务,教育部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设新文科建设发展理念、专业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重点领域分类推进、师资队伍建设、特色质量文化建设研究与实践6个选题领域、22个选题方向。由此,“新文科”正式进入教育部序列的项目建设阶段。

最后,外语学科的历史机遇。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吴岩司长的报告是在2019年那次有着2000余位来自全国各类高校、各语种专业的外语专家、学者、管理者、骨干教师等参加的会议上提出“大外语”概念的,因此,在新文科兴起建设的两年多时间里,外语专业一直走在新文科改革的最前列。在其后的外语教育、外语教学等各类学术活动中,“新文科”是外语学界所见最多的热点词语。

两年来的新文科建设表明,外语学科同样肩负着培养外语人才和懂外语的国际化人才的重任。在《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中,与外语专业最直接相关的内容,是项目申请指南中之“三、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之第11条“高素质涉外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其立项要点是:主动服务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围绕提升人文素养、跨文化能力、复语能力等,加强课程体系整体设计,探索“专业+外语”培养模式,培养“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高素质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和懂外语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是外语学科与外语专业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才需求所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现在,外语学科依旧可以走在新一轮人才培养的时代前列。

应该说,在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之后,中国的外语学科虽然已经基本成形,规模庞大,体系健全,既有清晰的边界与范畴,也有固定的研究领域与研究对象,然而,无论是从国家的顶层设计,还是从新文科的发展机遇来说,外语学科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当下的外语人应该具有历史担当,勇敢地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

四、构建外语学科话语体系的必要性

话语体系一般是指一定时代社会发展状况和文化传统的综合表达。从表象上看,话语体系是作为人类交往行为中由交往主体通过语言符号建立起来的表达与接受、解释与理解、评价与认同等多重认知关系。深层地看,话语体系是受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实力所支撑的影响力制约的,是反映民族传统、时代精神的思想理论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简言之,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是受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制约的;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就有什么样的话语体系。当前,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大都面临着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问题。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阳光大道,为世界提供了全新的选择,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2020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席卷全球,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在这种时局之下,推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可以让世界了解更真实的中国、更具学术和理论魅力的中国,也让世界知道并理解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也有利于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无论是从外语学科的发展历史还是从当下的现实环境来看,外语学科体系已经进入了构建的必然阶段。

首先,国家战略有迫切需求。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学习时强调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这段最新讲话,一方面,延续了两年前在全国政协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联组会议上的讲话核心要素,即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但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之上,又提出了新的观点与新的要求,即要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这无疑是给外语学科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动力。就国际传播而言,外语学科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但也由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问题,若没有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不能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也无法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自然也就打造不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当然也就无法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理论和精神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外语学科距离国家战略所提出的要求,尚有不小的距离,需要迎头赶上。

其次,外语学科内部存在诸多问题。虽然现在外语学科已经较为完整,但内部依旧问题严重,需要通过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来加以修正与完善。比如,对于新发展新趋势不认可。由于缺乏具有较为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学科话语体系,面对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时,很多外语人往往不知所措。正如外语学科的简介中所说,目前,文学研究已经在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而出现了跨领域、跨学科的发展要求;而语言学研究业已体现出学科前沿性、交叉性的发展态势。但这种跨领域、跨学科的研究,以及体现出的学科前沿性、交叉性的发展态势,在学科内部,往往会被有些(甚至不是少数)人认为,这已不是外语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在体制上(比如评职称、成果认定等方面)对此予以排斥。如何从体制上改变这样认知上的偏差,并保护跨领域、跨学科与前沿和交叉研究,值得深思。再比如,尚需承担新的历史任务。“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21世纪,外国语言文学的学科地位及重要性更加凸显,在促进文化传承与传播、加强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交流、推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以及提升我国的外语教育与外语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提升我国的外语教育与外语人才培养质量以及在加强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交流上,外语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但在当下,外语人在更高层面上的促进文化传承与传播,推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等方面,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再比如,需要解决自身体制内问题。学科简介中虽然明确指出,外语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外国语言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五个领域,但与此同时,又明确指出“外语学科设有13个学科方向:英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德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印度语言文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阿拉伯语语言文学、欧洲语言文学、亚非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等”。那么,这五大研究对象与13个学科方向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同时,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如何打破语言的阻碍,让外语学科内部的不同语言突破各自的藩篱,从而进入到相同的领域之中,比如进入“外国语言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研究”等范畴之内,从而实现外语学科内部的“跨学科”研究。还有,“国别与区域研究”应该如何开展才能与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等有所区别,或者说,怎样才能体现外语学科的特点?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学科问题。

再次,构建话语体系本身也面临诸多问题。囿于外语学科的语言特征,外语学科在对外和国际交流中主要使用的是“对方”的语言,我们的学术成果发表与出版,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对方的评价机制。我们在研究西方文学、语言的过程中,没有基于中国教育现状,研究内容和范式几乎照搬西方,缺乏批判性思维和主体意识。外国文学批评、语言学、翻译学、跨文化研究均是如此。因此,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外强我弱”的态势非常严重。在学术上,无论是中国声音还是中国成果,在国际上的传播还处于绝对的弱势,缺乏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在有些领域甚至谈不上国际影响力,更不要谈具有引导力了。这自然无法体现我国的大国地位和展示我国的大国形象。再如,历经百年的中国外语学科,有无数的优秀学者,成果非凡,但我们当下的话语体系或学术叙事,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尚不能充分表达和反映中国的外语学科所取得的这些成就。还有不少人依旧习惯于简单套用外国的理论、观点和结论,习惯用西方话语来简单解读我国的发展实践。最后,既有的话语体系构建中的成果,整体水平不高,高质量成果少,主体性、原创性和特色性理论与创新少。对于外语学科来说,如何更好地提高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破除唯西方的话语体系,从而取得更大的国际话语权,是亟需外语人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总之,外语学科已经到了建设自身话语体系的历史时期。唯有建立自身的学术话语体系,外语学科才能有新的发展。

五、外语学科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

虽然话语是用来表达思想、观念、情感、理论、知识、文化的,但也必须看到,任何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都需要一定的话语来表达,不同的话语表达对于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增强吸引力、感染力、传播力、影响力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因此,打造话语体系既要顺其自然,又要主动作为。

第一,构建外语学科的思想理论体系。

要想构建话语体系,首先要构建好外语学科自身的思想理论体系。经过上百年的历史发展,虽然历经曲折,但我国已经形成了富有我国特色的、适应我国特点的外语学科、外语专业及其人才培养的模式。

我国自20世纪初以来的外语学科前辈学者,无论是辜鸿铭、林语堂、梁实秋,还是陈嘉、范存忠,抑或是钱锺书、杨周翰、王佐良、李赋宁等诸位先生,大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们大都是集学者、作家与翻译家于一身。他们在引进、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的时候,大都从中国人或者华人的立场出发,采用的是中国人或者华人的视角。他们往往也会将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化的相关内容翻译到国外去,为中外文学/文化交流搭建桥梁。且不说外国文学也曾经作为救国救民的武器唤醒了众多的青年一代人走上革命的道路,这里仅举两例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学术研究。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是以比较的视域去研究中国文学,通过大量的中西文学文本、文论以及翔实的分析,论证了中国文学完全可以与西方文学并驾齐驱,而且,中国文学有其自成体系的独特风格与美学价值。王佐良先生的《论契合》恰是论述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遇,正如他在该书序言中所说,“当外国文学的输入解决了本土文学的迫切需求时,本土文学就会应时而动,发生巨变,并同时与外国文学产生契合,而这时的契合就不仅是文学间,也涉及社会、文化、经济和其他方面。”梳理这些学者的外国文学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学术研究大都力图构建带有中国本土色彩的外语学科研究,或者也可以说,他们的着力点实际上是在将外语学科本土化。

我以为,当下我们需要认真梳理百年外语学科发展史,认真总结外语界前辈学者以及历代外语学人在外语教育中的各种思想观点、理论创新以及教学实践,将它们归纳整理,努力寻找并搭建起带有中国学者原创性思想的外语学科与外语教育发展的理论体系。正如习近平所说:“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第二,构建完备的外语学科知识体系。

要想构建话语体系,也要构建好外语学科的知识体系。历经百年的外语学科发展史,实际上已经搭建起了一个基本的知识框架。无论是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外国文化研究,还是后来的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等,在前辈学者以及一代又一代外语人的努力之下,都已经具有了基本的学科知识框架。以《外国文学史》《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史》为例,相关知识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且带有中国自己的视野与特色。比如,像杰克伦敦、毛姆、欧亨利等这些在英美文学史上无法进入一流作家行列的作家,在中国却赢得了大批的读者,往往被视为一流作家。即便是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在中国也会有不同的命运,比如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在美国的地位要远远高于《汤姆索亚历险记》,但在中国却相反。再如,在美国文学史上仅被寥寥数语提及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Pearl S.Buck),因为她与中国所具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这反过来又促进了美国学术界对她的重新认识。

虽说如此,当下中国的外语学科的知识体系也尚不完备。以中国高校为大学生学习而编写出版的《外国文学史》《英美文学史》《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史》等为例,这类书籍不说多如牛毛,也是随处可见。它们曾经对中国的外语学习者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在今天看来,这些书籍大同小异者多,内容与国外相同者众,知识的完备性更是缺乏。虽然我们也有较为系统的外国文学史,但这类书籍大多为多卷本,在高校一般不作为大学生的参考书,因此与学生之间有些脱节。即便是学术性著作,也只是在近10年中,开始有学者出版了带有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的文学史论著作。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吸收世界上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更要超越他们。唯如此,才能真正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

外语专业要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完善外语学科的相关知识体系。若完备性不够,独创性不足,尤其在教材中去体现与反映我国外语学科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者极少,则显然不利于促成知识的完备性,也不利于建立带有思想理论原创性的体系。因此,外语学科未来的知识体系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创新,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第三,逐步增加中国学者的自主性。

作为外语学科,因为学科特点所致,我们的主要理论观点与知识体系都来自国外,就连我们的话语体系也大都来自西方。如何将这种话语体系为我所用,甚至在此基础上能够创造出我们自身的话语体系,这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极具挑战性和创造性的繁重任务,需要我们不断地积累、不断地拓展才能有所作为。

所谓增加自主性,就是要坚持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既要善于利用国外外语学科的各种资源,也不能忘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在坚持吸收外来的同时面向未来。既要向外看,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也要向内看,关注中国自身的发展趋势,力争提供能够面对当代中国问题的富有国际视野的解决方案。

在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应该越来越注重自主性,具有更多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尽量在教学与研究中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尽量注重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努力打造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视野和国际水平的话语体系。

第四,注重增强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

话语权就是言说与发言的权利,而国际话语权,就是在国际上拥有可以言说与发言的资格与权利。作为“外”字头的学科,在改革开放以后,外语学科与国际接触最多最频繁,很多学者都走出国门到国外去留学、讲学,进行学术交流等。但即便是在高校人文交流和高校学术交流中,学者们或多或少都会遇到对中国发展的误读与误解乃至曲解,更不要提有可能会遇到对中国、中国人、中华文化充满偏见、歧视和敌视态度的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来自西方学术话语的霸权,也有我们囿于自身学术体制、学术意识以及学术实践的制约而导致的难以创新、没有创新。

可以说,没有外语学科的话语体系,就无法掌握学术话语的主导性;没有学术话语体系,就谈不上话语影响力的建设。理念的更新、理论的构建、方法的创新和范式的转变才能促进学术开放包容并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力。从学术角度看,唯有确立自身富有原创性的学术思想理论,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并在此基础之上,学会言说、写作与辩论,增强国际话语权,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话语体系,才能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学者的故事,讲好中国学术的故事。

第五,处理好话语体系中的几对矛盾。

在构建话语体系时,要注意处理好几对矛盾。

一是民族性与世界性。外语学科属于跨语言、跨国别、跨文化、跨学科的学科,其天然具有国际交流与世界融通的特点,因此,在我们主张自主性、强调国际话语权的同时,并非要与人们或者教人去打嘴仗,也绝不是要站在世界的对立面,更不是抱残守缺、故步自封。事实上,在我们的教学与研究中,应摒弃封闭的研究模式,走向开放与协作,努力开展与世界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的对话、交流与合作,进而生发出既具民族性又具世界性的思想和知识创新成果。

二是外国知识与中国立场。外语学科的思想理论与知识体系大都来自国外,一名中国学者,何以能够坚持中国立场?一方面要能够继承与创新中华文明,一方面也要能够吸取世界文明之精华,同时在对外交流中能够做到以我为主,并坚持与开放包容相结合,具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襟和气度。

三是输入与输出。过去,改革开放的前30多年,中国的外语学科主要以输入为己任,为中国的对外开放与走向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近年来,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是“一带一路”把世界联结起来的时代,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们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同各国一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作出更大贡献。因此,在将国外先进思想与理念继续不断地“引进来”的同时,外语人也要使中国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走出去”。我想,这正是外语人在未来十年乃至几十年中能为中国的发展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上文列举了话语体系的构成五要素,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仰赖学科体系的全面发展。比如,我们不仅要有好的和专业的师资队伍,还要有健全的人才培养,也要有好的教材以及好的教育方法。我们既要培养学术队伍,也要依靠积累与传播去发展一门学科。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适合中国国情的外语学科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教材建设、社会服务、文化传承才逐步建立起来,由此才能推动中国外语学科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结 语

如今,外语学科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如何抓住机遇求变创新、完善外语学科体系已经成为摆在外语人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构建外语学科的话语体系可谓恰逢其时。一要考虑构建外语学科的思想理论体系,努力寻找并搭建带有中国学者原创性思想的外语学科与外语教育发展的理论体系;二要建构完备的外语学科知识体系,既重视完备性,更重视独创性,尤其重视在教材中体现与反映我国外语学科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三要逐步增加中国学者的自主性,既有更多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注重在教学与研究中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又着力打造富有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和国际水平的话语体系;四要注重增强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确立自身富有原创性的学术思想理论,学会言说、写作与辩论;五要注意处理好话语体系构建中的几对矛盾,包括民族性与世界性、外国知识与中国立场等。

当下,外语学科的定位一如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已然非常明晰,即注重确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是学科发展的逻辑起点,也是学科的价值起点。为构建外语学科体系,我们亟需着力提升外语学科的整合性,拓展外语学科的研究领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产出时代要求的学术成果。唯如此,外语学科才有能力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与社会需求,也才能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与责任。

原文刊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29-38页),图片来自网络,如有转载请标明出处。若下载原文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再点击本次目次,或搜索下方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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